1. 三星堆遗址是谁的墓，德阳的历史是什么？

在这里说下关于德阳的历史沿革：

现在的德阳市没设立前的历史沿革。

据《华阳国志》：“有剑阁道三十里，至险，县名盖取在德不在险之义。”一说因在德水之阳为名。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始析雒县（今广汉市）部分地区置德阳县（今德阳市旌阳区），属益州。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于雒县置汉州，领5县。德阳县属汉州。[5] 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汉州为德阳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改德阳郡为汉州。唐朝时期的汉州，隶属剑南道西川节度使。[6]

北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置汉州德阳郡，领4县（含德阳县），隶属西川路。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改西川路为成都府路。南宋时，汉州德阳郡仍置，领县与北宋时相同。[6]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复置汉州，德阳县属汉州。中统三年（1262年），建四川行中书省，汉州（含德阳县）属成都路。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汉州仍领三县（含德阳县）[6] ，汉州属成都府。

清初，仍如明制。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降汉州为散州（单州），不再辖县[6] 。德阳县改属绵州直隶州。[7]

1952年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撤销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行署区，德阳县属绵阳专区。1959年撤销罗江县，其绝大部分乡镇并入德阳县，其余并入绵阳县、安县。[8]

改革开放后，四川行政区域进行了一次很大的变化，很多地级市都在这一年成立，其中也包括了德阳。

1983年8月18日 国务院函安（1983）156号文批复：“同意设立德阳市。德阳市驻德阳城关，辖城区街道办事处、汉旺镇和旌阳、城区、八角三个公社。 将绵阳地区的德阳、中江、绵竹三县和成都市的广汉、什邡2县划归德阳市管辖。”[8]

1984年9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德阳县建制，设立德阳市市中区。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广汉县，设立广汉市。仍由德阳市代管。

1996年8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德阳市市中区，设立旌阳区和罗江县。[9]

199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绵竹县、什邡县，设立绵竹市、什邡市。仍由德阳市代管。至此，形成今德阳市行政区域。

2016年5月11日，德阳市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为第四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10]

2017年8月，国务院同意撤销罗江县，设立德阳市罗江区。[11]

目前德阳市下辖旌阳区、罗江区、中江县2区1县，代管广汉市、什邡市、绵竹市3市。德阳市人民政府驻旌阳区长江西路一段37号。

2. 三星堆文明出土过人骨吗？

三星堆遗址自发现之日起，就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被称作20世纪人类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遗址，绝对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声惊雷！

从此揭开中国历史上，又一古老文明的神秘面纱，并以其独特精美的青铜器震撼着世人！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是一座距今约五千年前的古老文明遗迹，其面积约12平方千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文明遗迹。

被称作是“长江文明之源”，与黄河流域各文明一同，被称作是中华文明的母体！

那么，回到问题中来，在三星堆遗址，有没有出土过人骨呢？

答案是肯定的，在三星堆遗址，是出土过人骨的。仁胜村墓地

仁胜村墓地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是在三星堆遗址范围内发现的首座公共墓地，其所属年代大致与夏朝属于同一时期。

在仁胜村墓地，出土了29座小型墓葬，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腐朽严重，墓主人的尸骨几乎都已腐朽，只剩下腐朽的尸骨印记！

关青山遗址

一直以来，考古学者们都在苦苦寻找着三星堆遗址的北城墙，在关青山遗址中，就发掘出一段城墙，疑似就是人们苦寻已久的北城墙。

在关青山遗址，还发现了三座并排墓葬，并且在墓葬中，还能清晰的看见墓主人的尸骨，且根据体质人类学判断，其中一具尸骨属于一名女性。而该墓葬的年代，初步判断，大约在商朝时期。

可见，在三星堆墓地，其实是出土过人骨的，但是由于腐朽严重，并不清楚能否对其进行DNA提取，想必是比较困难的。

3. 三星堆都开了秦陵还远吗？

三星堆和秦陵距离较远，两者之间的距离约为1600公里。虽然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址，但它们所代表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却有很大的不同。三星堆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的文化遗址，而秦陵则是秦朝时期的皇家陵墓。因此，虽然两个遗址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4. 2001年出土的文物？

除青铜器外，大部分都是黄金文物。最令人惊艳的一件文物却是国人皆知的文物。这件文物便是2009年评选出来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的“太阳神鸟”。

2001年，考古发现的“金沙遗址”便是夏商时期的远古遗址，因而考古家又称这一遗址为古蜀人的“远古家园”。

2001年，考古发现这一远古遗址后，考古家就意识到远古的古蜀文明并没有那么简单，而金沙遗址因而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极为相似，而被认为是三星堆遗址的后续文明。

金沙遗址除了出土与三星堆遗址极为相似的青铜器文物外，大部分都是黄金文物。这些黄金文物的铸造技术非常的高超，甚至考古发现秦代之后的很多黄金文物都比不上金沙这一远古遗址出土的精美。要说世界上同时期的黄金文物能够与金沙遗址出土的相比较的话，那也只有古埃及法老墓出土的黄金文物了。

令考古家奇怪的是，这些黄金文物铸造的目的并非是生活用具，而是祭祀或者陪葬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文物都是“人体部位”文物，比如：大金面具、小金面具、金冠带、人面形金器这些文物都与“人”脱离不了关系。这些远古的黄金文物不仅极为珍贵，每一件都是国家一级文物，而且看起来还非常的神秘，有非常浓厚的宗教以及神秘色彩。

5. 中国最伟大的考古是哪项？

说实话，我感觉，最伟大的是定陵的发掘！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1通过发掘定陵，让考古工作的真正的意识到文物需要考古和保护。更弄清楚一个基本事实考古，不是探宝！虽然定陵有一定的文物损失。

2通过发掘定陵第一次系统地了解古代帝王陵墓，丧葬规格过程赔偿物品及解开帝王谜团。帝王陵墓一般代表当时的丧葬最高水平。

3发掘了一次定陵有所失败，避免了后期。大规模开发帝王陵。在现有文物保护基础不足的情况下，间接的保护了其他的帝王陵墓，可以说功德无量。

4后期定陵文物损失，尸骨遗失等事项则让中国考古业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在周总理的建议下，停止发掘帝王陵墓。保护了包括秦始皇陵在内的诸多皇陵。更重要的是，建立起来一套系统的发掘保护规则。实在是意义重大。考古不是探宝，很多的是保护研究。

6. 为什么说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中国？

引子

首先，二里头是不是“最早的中国”取决于考古进展！1996年5月16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

工程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之后2000年发表断代表，确定夏朝起始时间为公元前2070年，总共分三步走:

第一步：对二里头遗址进行碳14检测。

专家通过碳14测年，发现二里头夏都遗址的年代，大约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521年，从兴到废，时间跨度为359年。

历史记载，夏朝有471年，那么其他110年去哪了？这时候，有学者提出，二里头遗址揭示的文化，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后羿代夏”，而非早期的夏文化。

那么早期的夏都在哪呢？有学者提出，就在公元前2190年河南龙山文化遗址。

第二步，奇异天象的推演。

据文献记载，夏朝有五星聚合和仲康日食两个天象纪录，以公元前2100年为基点，天文学家通过计算机，推演出了天象发生的具体时间，结果是“五星聚合”发生在公元前1953年。仲康日食发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或公元前2019年12月。

第三步，考古学界曾对发掘的商代王都，进行了14C测年，发现商都建立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

据文献记载，夏朝有471年，从商朝建立的公元前1600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应为公元前2071年。

结合这三种手法，最后相互印证，最终选择了公元前2070年，为夏的起始年(载自网络)。”

网友质疑:

推算武王灭商的时间时，断代工程用了C14检测和天文推算方法。根据对西安沣西遗址、琉璃河遗址、天马曲村遗址、殷墟遗址的系列样品作了C14测年，基本上确定了武王伐商的时间在公元前1050—公元前1020年之间。

接着根据《国语》中有:

“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

专家们通过天文模拟“计算”，提出了公元前1046年/1044年/1027年三个具体的时间方案。

专家们通过金文历谱确认了成王元年在前1042年的观点，然后又采用武王继位4年的观点，确立武王克商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046年…

事实上，尚且不说商代起始时间为什么是公元前1600年(为了凑整)？还是历史上什么资料记载为约公元前1600年到约公元前1046年(此时间怎么确定的)？而工程专家们为什么就笃定为554年？

在商汤墓尚未发现之前，所谓汤灭夏还是个史载，所谓以“商”为国号建立商朝，经500余年尚须考古验证… 所谓商朝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建立的，这中间充满了大量备受质疑的地方，怎么能当佐证呢？

用C14只能推断大概时间(误差±50年以上)，但是不能限制具体时间范围；

其次，古文中的“岁在鹑火”的争议很大，就算该天文现象的确是断代工程专家所认为的天文现象，但是也很难说不存在误差；

第三，关于武王到底在位多少年，在武王墓尚未出土之前，目前一切尚不清楚，学术界就有六七种观点。可是断代工程的专家就“粗暴简单”地采用4年(折中抓阄)，如同儿戏一样，岂能不受质疑！

由于古书没有商汤灭夏时期的天文现象记载，断代工程人员就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认为商朝建立到纣王继位总共496年，在加上纣王在位时间大约30年…

实际上，这里的商朝积年496年，是以夏周为前后顺次排列的关系定的…如果夏与商周是并存发展的关系又会如何呢？是不是就需要反思了？

当然，这个断代时间连工程专家自己都不信，于是他们又结合C14的测定数据，将商朝的时间确定为整数的公元前1600年，如此“凑整”之作，其误差之大已经超乎人的想象…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他们的主客观原因，大致最核心的错误有这么四条:

一，当代中国考古专家们过于迷信西方碳14测年标准，忽略了测年误差±50~100年存在的巨大误差情况，无形中改变了夏代断代时间，造成纪年排序混乱！

二，所有当代考史学者们过于迷信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甲骨文的解读影响，忽略了夏汉之间1000多年的文字会意误差，导致甲骨文解读及会意的巨大偏差及失败！

三，所有当代专家和学者们，都集体性地放弃了华夏民族的图腾信仰，转信了西方C14检测法，放弃了最为有效的图腾纪年法方式，导致了当今夏代问题陷入严重混乱，甚至整体塌方和搁浅的局面！

四，误解《史记》有关夏商周三国关系是顺次生灭的过程，忽略了夏与商周可能是并存的情况…

二里头问题

比如，徐旭生先生最初认为二里头是史载商汤的西亳都，但后来随着二里岗和偃师商城的发现，他的观点遭到质疑…目前绝大多数专家认为是夏代晚期夏桀都城斟鄩…其中以许宏和王巍为主要代表！

从国家形成的角度说，二里头已经具备了:一，最早的宫城-"紫禁城"；二，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城市主干道网)；三，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四，中国最早的车辙；五，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作坊区；六，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七，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

目前，二里头遗址经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750年，落入夏纪年无疑。

《史记》曾载：“夏桀之居，左河济（河南济水），右泰华（陕西华山），伊阙（河南伊河）在其南，羊肠（山西壶关）在其北。”

所以从城市，青铜器角度说，二里头已经具备了国家的特点！不过，分子考古学绘制的夏朝疆域，也出现一个诡秘的缺口：

分子考古学学者根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人骨线粒体DNA，大体绘制出夏朝人群扩张空间，即二里头夏代人群和河南、山东、山西、陕西、青海等地的汉族人群遗传因子相近，也与历代文献记载的夏朝疆域大体吻合。但是二里头人群与同在偃师的商城人群遗传关系与山西、陕西、山东汉族相比较为疏远。

那么问题来了，二里头遗址如果是夏朝晚期都城，那么在它一步之遥的8公里外，居然就是后来灭亡夏朝的商汤都城（《汉书·地理志》：“偃师县，殷汤所都”），这是十分诡异的事情！

当然，这种诡秘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偃师商城营建时间是在夏亡以后；二是商汤对于夏桀而言是臣属反叛…但是考古发现却否定了这两种可能。

因为二里头文化的三期/四期（前1610—前1520），落入了商代纪年，而偃师商城一期公元前1600年则进入了夏纪年，这意味着二里头和商城是共存的关系，而非先后顺序。

但问题是，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同期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不同，分子人类学测定的遗传关系相较夏朝统治疆域内人群也较远，而且疆域已经覆盖陕晋鲁等多地的夏王朝，说明商部族绝非夏朝的治下臣民。而中晚期都城却设在敌对势力的眼皮底下，这着实让人费解。

另外，二里头遗址从一期到四期呈现出了连续性，通常王朝更替，往往会出现弃城、毁墓等人为破坏行为（如尧都陶寺和殷墟都有类似现象），但二里头却没有发现明显衰败迹象。

相反，二里头三期/四期甚至愈发繁荣，青铜器种类增多，铸造技术也在提升。这表明，商汤灭夏时，在二里头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是和平进入了二里头。也就是说夏商之间的改朝换代，根本没有经历任何暴力破坏…

然而清华简《尹至》记载：商汤灭夏后，对于溃逃的夏人，下令“一勿遗”（赶尽杀绝）。

《尚书·汤誓》即记载：“桀都安邑（山西运城）”。

清华简《尹至》：“（成汤）自西翦西邑”（商汤从西边出兵攻入夏都）。

《吕氏春秋》：“汤犹发师，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

也就是根据史载，为了灭夏，商汤与地处陕西渭南一带的宰相伊尹的有莘氏国联姻…从而绕过设防的夏朝东部军事堡垒，从西边出其不意地攻入夏都。如果夏都近在咫尺的话，很难想象商汤会取道陕西，兜如此大一个圈子，就为了攻打大本营8公里外的二里头？

所以，合理的解释有两点可能，一，二里头是自己人！二，夏商易代的主战场并不在偃师二里头…

文字解读问题

目前国家文物局对二里头是否是夏都，还是持十分谨慎的观望态度。虽然河南官宣文字中已定为“夏都”…但是没有文字佐证，根本无法确凿是哪位夏王都城，在学术上还是不予承认的…

也就是说，如果要准确断代夏商周历史，从考古学意义上讲，必须遵守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严格执行史料和文物相统一的原则。即“以字形对物形”“以物象推字象”的双重互证标准！我总结为一个简化公式:

“史料+文物+铭文+图腾=考古四证法。用图腾找夏代文物，用铭文找商代文物，用夏商文物来找夏商历史！”

比如殷墟及甲骨文断代，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更不徙都”，也就是说自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到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经历8代12王273年，安阳殷墟一直是商代都城…但是，哪一处遗址是竹书记载盘庚大墓呢？…

有人可能会问，妇好不是殷墟主人吗？我说，她是22代商王武丁的贵妃，即盘庚孙媳妇！而且还占据着宫殿区却没有尸骸，不知是“冥嫁”先公，还是德不配位，谁鉴定得准？

也许亚长是主人？我说，时至今日，也没有哪位专家说他是谁，而且死于非命，俯身而葬(难道没脸见祖宗吗？)…至今在考古上，无人知道殷墟的真正主人是谁，这不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吗？

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妇好墓，自1976年出土以来，保存最完好，出土文物最多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尤其出土了近万片甲骨卜辞，很可能为夏商周断代问题提供佐证！

但是，郭沫若先生鉴定妇好墓是商代22王武丁贵妃墓(公元前1250年)，尊其庙号为“辛”…遭到网友“万年龙公”严重质疑说:

“一，根据考古实验室对妇好墓所出的一块残椁板碳14年代检测，测定结果为3155±140，树轮校正年代为3350±190。

即妇好墓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590年，可以追溯到商初成汤公元前1600年时期。而妇好墓历史下限达到公元前1210年。中间竟有300多年跨度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一个大唐都过去了)…

而且自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卒后传位‬其‬弟小辛，在位21年卒，传位其‬弟小乙，在位21年卒，传位其子武丁。从武丁公元前1250年到妇好墓年代下限公元前1210年，只有短短的40年是重合的。这还是武丁刚登基妇好就要死掉的时间才‬成‬立。

若按说妇好死于武丁晚期，那就跳出了妇好墓树轮校正的－190年代，那还叫妇好墓吗？所以说，单单从妇好墓的断代数据来分析，妇好墓在武丁之前的时代就可能存在。

二，妇好墓上层地面有基址，称之为“妣辛宗”。

但“妣辛宗”坐东朝西，妇好墓为坐北朝南！这是商朝葬俗习惯，还是上层建筑与地下墓穴是不同年代建造的？

商周制度等级森严，墓葬规格及青铜器数量都有严格规定。古代王墓形一般可分为三种，“亞”、“中”、“甲”。西北冈王陵区多以“亞”形墓为主，武官村则三种墓形都有，而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三种墓形都不是，明显不符合商王武丁贵妃身份和地位！就是说，妇好墓连个墓道都没有，这叫做墓？

那么问题来了。古人夫妻之葬有死则同穴之说，并没有妻妾同穴之理！而两件“后兔母癸"尊居然与五件有“后母辛”的青铜器同穴都在妇好墓。更气的是，都没有后母戊大方鼎大。如图所示:

当然，有一种说法是后母戊鼎是祖甲当王后为其母制作的鼎，比后母辛鼎大是正常的。还有，母辛（妇好）的青铜器是其子辈祖庚祖甲的称呼，所以后母辛的五件青铜器是子辈祖庚祖甲为妇好打造的。

而这种说法是否得起考验，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后母戊鼎的出土地西北冈王陵东区M260墓的断代数据拿出来就知道了。

如果反向推理更有意思，后兔母癸尊、后母戊鼎都是其子辈祖庚祖甲铸造的礼器，也就是说明妇好墓可以“随时开放"！墓中这1928件礼器就是几百年中反复“挖坟掘墓”放入的！难道商代子孙有挖祖坟的传统吗？或者说一个贵妃墓却承担起祖祠的功能？

三，妇好墓中，明器多而杂，共1928件，青铜器就有460余件。至少出现了9种不同的铭文。

“亞”字铭文的青铜器分别是：亚启、亚其、亚弜…曾经有位韩姓专家称，“亞”为商代官职名，是商王时期的臣子启、其、弜献给妇好的…这分明是一己之猜测，当作学术之共识也。

国之重器，王权象征！臣子们就算有这个能力，也没有铸造的权限！仅仅妇好墓就出现9种不同的专家称是“官职人名”的铭文，实则不可能！因为作尊献宝，都是有一套铭文记述格式的，“何人所作，作给何人，因何事作，作何用处”等级森严，主人铭文的铜器必定是此人专享器物，是身份地位象征！所以说，妇好墓中的青铜器铭文多而杂的原因并非是“商王时期的臣子献给妇好的”，而是后王祭先王的礼器。如此，妇好身份就绝非一个22代商王贵妃那简单！

四，妇好墓中有16具人骨，6具狗骨都在，只有墓主人骨骸朽毁了？

是巧合还是妇好墓根本就没有墓主人？这种现象既像殉葬坑，又像祭祀坑，还是疑冢？这其中就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不能将其他可疑因素排除在外！而单单采纳是墓的说法。探讨了上述种种问题，可以来总结一下：

①，妇好墓在武丁之前就存在；②，妇好墓没有墓道；③，妇好墓明器多而杂；④，妇好墓至少有9种不同铭文的青铜器；⑤，妇好墓有殉人和狗骨；⑥，妇好墓极有可能没有墓主人。

结论，妇好墓极有可能是宗庙祭祀坑！所以先祖后王的器物都可以同时出现在宗庙祭祀坑里。也证明了亚启、亚其、亚弜、后兔母癸、后母辛、后母戊、子束泉、束泉……他们一个个的真实身份都不会简单！

当然宗庙祭祀坑如果掩埋了，只有两个原因：1，自然灾害。这个很好理解，地震或者大洪水；2，政权更迭。这个就有意思多了。只要掩埋祭祀坑，就说明这个政权倒下了，剩下就只有逃亡了。

五，最后“妇好”铭文解读，是有先后顺序的:

首先是字的结构问题；其次是“妇”的问题；当然还有姓的问题，要知道“妇好”的“好”不是读好，而是作为姓，读子。子姓是商王的国姓，而妇好也是子姓。这个问题放现在没问题，但在商周就不一样了，胡乱使用子姓是要诛灭九族的…”

所以，帚”和“女”应是分开的，而不是组合之妇…目前根据网友总结的铭文解读公式为:

“国号/帚=王权/女+氏族/子”

根据妇好铭文对标三星堆文物的图腾解读，即是:

①“帚”铭文外形酷似一棵树，对比三星堆文物， 应该是青铜树形象，如图所示:

《山海经·大荒东经》曰:“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那么根据观察，龙枝应代表龙族颛顼，乌头代表玄鸟少昊，说明帚即少昊和颛顼结盟的扶桑木，含义是九司轮流值班作启王之义，即史称的“少昊孺帝颛顼”禅让制，俗称华表。如图所示:

②铭文“女”字，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妇人也，象形，王育说，凡女之属皆从女，“女”字基本含义为女子，与男相对，而引申含义为女儿。但是，经过三星堆文物对比，“女”铭文的外形更象是一个“跪坐面具人”形象，如图所示:

“母”铭文应是龙虎面具本身！母字双点并不是女人双乳，而是纵目面具“直目正乘”之双眼…而妇好铭文中也发现了跪坐面具人形象，说明铭文女和跪坐面具人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联，如图所示:

据《山海经》记载:“有人戴胜，虎齿，豹尾能穴处，名曰西王母…”，推测女铭文应是三星堆戴龙虎面具的王位继承人，与二里头/濮阳西水坡/石峁/良渚的龙虎图腾面具王有继承关系，如图所示:

③最后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子”铭文形态，如图所示:

为什么甲骨文“子”头上有“三条线”？与金文“子”不一样？再观察一下如下两枚“妇好铭文”:

为什么两枚“妇好铭文”中都没有“子”？只有一只玄鸟为代表，为什么？是不是玄鸟就是子呢？子就是玄鸟呢？

从目前出土的青铜树分析，树枝上应站九鸟一乌，代表九司轮转作启王！但当前尚缺一乌，三星堆文物中已发现一戴胜金乌，如图所示:

大家对比一下甲骨文“子”和戴胜金乌，两者头上都有“三根羽毛”？是不是很相似？是不是金乌即是甲骨文子？子即是戴胜金乌？

根据《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载:“有葛国，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金沙遗址出土“使四鸟"金箔，说明三星堆及金沙蜀人的确是“崇日鸟”的殷人后裔也，如图所示:

那么是不是说明，三星堆青铜树九枝日鸟代表少昊颛顼司徒“女”，顶端为值日金乌启王“子”呢？

当然，如果在陶器上出现单独的鸟纹，其实并不少见。毕竟大汶口文化可能受到来自庙底沟文化的影响，而庙底沟文化中飞鸟纹一直是其主要母题。如图所示:

但是，大汶口的鸟纹却有所不同，它一般多和太阳、山峰一起出现，这就让人难免浮想联翩。而甲骨文“岳”字十分类似→太阳十鸟+山组合！卜辞中恰巧有“高祖岳”，说明山东大汶口文化即岳石文化遗存，如图所示:

而“金乌负日”图说源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该遗址出土距今7000年的“双鸟负日”骨雕和“双鸟朝阳”牙雕，可说是最早的“金乌负日”的资料，如图所示:

根据《山海经》记载:“少昊孺帝颛顼…”及《国语·鲁语》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帝颛顼"。《左传》记载：“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那么妇好(帚女子)公式应该整理为:

颛顼庙底沟(高阳氏/女)+帝喾(舜)下七垣(有虞氏/子)=少昊大汶口(玄鸟氏/帚)。

如图所示:

故妇好墓真名称为少昊之夏启祠堂(阏伯之墟)，是史称“少昊孺颛顼"事件记录。商人叫母辛宗，殷人叫冥祠或启祠，周人叫弃祠，今人叫妇好墓…那么妇好墓是谁建的呢？

因为妇好墓既然是少昊祠，那么颛顼帝喾尧舜禹契汤都有可能建，根据史料分析，舜子商均建有“钧台之享”，即商丘阏伯台则十分可疑！

而从考古上分析，距妇好墓最近的无名大墓m54号是最有嫌疑的…目前根据“亚长”铭文观察，“长”为“持杖戴羽酋长”形象，结合亚长脚趾变形及花椒坑痕，及同墓出土的青铜手杖(义肢)分析，证明亚长可能是个瘸子，符合《禹王碑》与大禹共同治水得㾟病记录，并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鱼凫王”黄金权杖功能可能一致…如图所示

而十字“亚”符号，虽然目前在考古界争议十分巨大，有武官称谓/太阳(高阳)称谓/玄鸟称谓/甲骨文子称谓等；但从史料分析，应以玄鸟氏少昊传人高阳氏颛顼为最可信。 如图所示:

根据《竹书》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分析，亚长很可能是被夏启所杀的伯益！当然也可能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易杀王亥”的高祖高亥…

而伯益是舜受虞官(司马/兽官)，山海经记王亥是双手操鸟者…而亚长墓中出土大量仆牛和各种动物文物，那么很可能王亥/伯益是同一个人，如图所示:

据史载，伯益是黄帝的第四代子孙，他的父亲是被称为上古四圣的皋陶。《史记·秦本纪》记载：“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

伯益最突出的功绩就是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为东夷的首领，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伯益为妻。除了治水之外，伯益还有其他的才能功绩。

伯益教导先民种植水稻，指导农业生产，《尚书·尧典》记载伯益是舜时期的虞官，负责林业山地管理预计鸟兽的繁衍。伯益还发明了凿井的技术，《吕氏春秋·勿躬篇》有记载：“伯益作井。”那伯益为什么会被夏启所杀害呢？

根据《竹书纪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据《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易杀王亥”分析，王亥因仆牛(或调戏有易绵臣之妻)被杀，后绵臣又被殷侯上甲微所杀…

而在亚长墓中同时出土大量仆牛文物，证明亚长很有可能是高祖王亥伯益！而有易氏绵臣应该就是夏启虞舜！而殷侯上甲微即伯益子丹朱！

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考》一文中，认为王亥是契7世孙振。仅仅因为“亥与核垓二字形近而讹…”但我质疑，认为亥更象“枭/袅/凫”的本字，是玄鸟图腾，代表少昊玄鸟氏，如图所示:

当然，契和振都是玄鸟氏子孙，尚不能确凿王亥是契还是振。但敢称“高祖王”的人只有亥一人，这就十分关键了，为什么呢？因为甲骨文“王”是执钺者，如图所示:

而亚长墓随葬王权铜钺就有7把，比妇好墓4把铜钺还多3把，其中6件铸有'亚长'字样。另有兵器如卷头刀3把、铜戈73把、铜矛78把、铜箭头800多枚，是出土青铜钺最多的殷墟墓葬。如图所示:

证明亚长生前，的确是代表军权的王者！而且亚长墓出土于殷墟宫殿宗庙区，那么身份应极为尊贵，而契7世孙振仅仅是水官，不是武官！所以，高祖王亥是司马兽官伯益的可能性远远大于7世孙振！

那么问题来了，亚长墓如果是王亥伯益墓，那么夏启墓又在哪里？夏启铭文为什么出现在妇好墓中，怎么解释呢？难道妇好墓即夏启墓？

夏启铭文经过图腾解读是“子又其”，即司母甲含义，指启的名号！

它并不是大禹儿子，也不是帝喾和简狄所生之子，而是大名鼎鼎的帝舜之子商均！是与大禹一起治水的商契！是与丹朱同样在史记中消失不见的“不肖之子”商均！为什么呢？

因为《史记》中帝舜之子叫均，因封在“商地”而称为商均。而商契是帝喾之子，曾经辅佐大禹治水立功，被帝舜封在“商地”而被称为商契。

那么问题来了，史载帝尧在位70年得舜继…那么根据史记排行，商契与尧是兄弟关系，此时尧年龄70岁，契也差不多，还能辅佐大禹治水吗？反之，舜子商均辅佐大禹治水，这才符合年龄逻辑。

治水成功受启，并为父舜建妇好“阏伯之墟/阏伯台”！而经过铭文解读，亚长墓就是商均契墓，与妇好墓形成殷墟的“帝喾(舜)而郊冥，祖契而宗汤"一祠一墓礼制，卜辞叫作“上甲三抱二示″汤祭…与偃师二里头禹墓的“居葬合一”稽堂制已不相同…所以夏殷也就由此分道扬镳了！武王及周公平叛时，把殷人迁至宋州南亳，故“均台之享”也迁到今日商丘了，史称“微子封宋"。

帝喾与帝舜问题

当然，帝舜/帝俊与帝喾/妇好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成书于西汉的《礼记》记载：“殷人帝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明确说殷商始祖是帝喾。

而先秦诸多史料却与《史记》记载大不相同，反映出商契与后稷的父亲或是帝俊、或是帝舜。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这里说周人祖先后稷的父亲是帝俊（帝舜），史记也记载帝喾元妃庆生周弃(后稷)，次妃简狄生商契。

春秋左丘明的《国语》记载：“商人帝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礼记》与其只有一字之别，就是将帝舜改为帝喾。

《史记》《礼记》在后，《山海经》《国语》在前，因此商契、后稷父亲应该不是帝喾，而是帝舜或帝俊。或者说，帝舜、帝俊与帝喾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在甲骨文中，目前有网友认为“高祖夒”与“高祖夋”的“夒”与“夋”及“舜"相通。以下三个证据：

首先，古文字中“夋”与“俊”相通，“高祖夋”可以说是“高祖俊”。而在《山海经》中，帝俊就是商人的祖先。因此，“高祖夒”或“高祖夋”则是帝俊。

其次，东晋郭璞注释《山海经》中的“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时说：“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其实，“舜”与“夋”应该也有一定关系，舜的读音是“shun”，与夋字有关的“狻”读音是“suan”，读音比较相似。

第三，《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但史书上记载娥皇是帝舜之妻，《山海经》上却是帝俊之妻，说明帝俊可能就是帝舜。《国语》记载：“商人帝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这里明确说商人始祖是帝舜。因此，甲骨文中的“高祖夒”或“高祖夋”，既是帝俊，也是帝舜。史书上还有两点佐证：

一，相传帝舜是“舜乃重明鸟化身”，所以帝舜重瞳，所谓“舜目重瞳子，故曰重华”。重明鸟是上古神鸟，“其形似鸡、鸣声如凤”，眼中有两颗眼珠子，故曰重明鸟。蜀地称杜宇/子规，俗称杜鹃鸟。

二，商人起源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简狄吞食玄鸟之卵而生下商之祖契。

而考古佐证也取得突破:一，妇好墓及亚长墓/长子口墓时，出土大量的凤鸟鸮尊。

二，长子口墓竟出土十分符合帝舜身份的虎首玉人俑。如图所示:

大禹墓问题

而大禹问题也有进展，《史记夏本纪》认为夏王朝的龙兴之君是大禹，根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禹兴于西羌。”《竹书纪年》记载，“禹元年壬子，即位于冀，颁夏历于邦国，起壬子终壬戍。”

本世纪初，西周《遂公盨》出现在北京保利拍卖行后，李学勤教授指出:

“…《遂公盨》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

当然，因为大禹本人骨骸无从考据，扑朔迷离！虽然全国各地，都有大禹地望和传说，尤其四川汶川(三星堆)和青海喇家(大地湾)及浙江绍兴(会稽山)为最典型…但因考古要求“盖棺定论”，确凿大禹骨骸和文物及铭文，则三家都戛然而止了！所以，有关大禹问题至今还是悬而未决遭到质疑，也就自然而然了…

针对夏代遗址，我们一直延用许慎的《说文解字》来解读甲骨文，可是二里头三星堆根本就没有甲骨文，怎么办？迫使我们只能另起炉灶，从现有文物图腾和符号中来解决问题！简单一句话 :

只要有图腾或符号重复出现的地方就可以鉴定！二里头发现“抱龙人”

秉承这种思路，我们在二里头3号宫殿贵族墓中，很快就发现了疑似史传的禹贡图腾“抱龙人”，即禹王碑之“裹圣浮屠入葬”之率姒人！如图所示:

首先，根据何驽教授判断，此贵族墓主人是祭祀伶官，但是地位低下而身份十分特殊，因为墓主人随葬品很少，死亡时，怀中仅抱“绿松石龙形器"，头戴三皇羽冠，腰系青铜蛾铃，脚踩绿松石，颈戴蚌壳项链…但此人却葬在3号宫殿之中，说明身份极为特殊！但何驽教授也认为此伶官墓陪葬品太少，十分简陋，级别不高…网友也认为不符合传说中的禹王陪葬规制，太过寒酸！

但是，从史料和传说中分析，大禹因受帝舜之命及负鲧之罪治水，风雨兼程十三载，“三过家门而不敢入”，最后因脚疾(禹㾟)而死，匆匆埋葬…C14检测抱龙人死亡年龄为35~40岁之间，十分符合考古结论及《禹王碑》早逝记载条件。如图所示:

而在豫北晋南及洛阳民间，也盛传大禹治水和“三川并流”传说，包括一开伊阙(一门峡)的“鱼跃龙门”；二开洛水邙山口(二门峡)的“水漫金山”；三开平陆砥柱山(三门峡)的“愚公移山”，如图所示:

根据夏小历解释绿松石龙即是夏历象征之青龙星宿！即是二十八星宿之一，代表夏至日(西历6月22日左右)天象，铜铃代表夏令时间(大火星)，如图所示:

同时出土春牛/秋蝉/冬蛾三时令牌，如图所示:

此历法有两个名称:一，五龙历称“重五”，即老黄历五月初五；二，六龙历称“端午”，即夏历七月一日，阳历6月22日，节气上叫夏至或夏令时。风俗纪念形式也相似，重五是星回节(火把节)和吃棕子(吃重五)，端午是赛龙舟，都是纪念青龙火星出现中天的盛况…当然与屈原老先生蹈江无直接关系(他撞脸端午了)…

而且二里头的禹铭文也找到了！竟然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中！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如图所示:

此“网纹符号”，是对二里头绿松石龙的形象描摹！含义为“抱龙”，铭文即禹，史称禹式抱虫之姒！象征“有夏在手，号令天下！”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写成“又其″，铭文公式为:“禹=手+虫=又+其”！如图所示:

而二里头“抱龙人”的形态，不仅与铭文禹字“抱虫式”结构完全一致，并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之“抱蛇礼”也完全一致。如图所示:

故推测二里头应是大禹治水工地兼墓地，即禹墟尸乡(今称偃师)。而且根据二里头绿松石龙图腾追踪，与陶寺盘龙陶纹及濮阳西水坡龙虎墓的蚌壳龙一脉相承，对比后应是史载“鲧生禹，禹复生启”传说的起源。如图所示:

解读夏启铭文“司其”

更加可喜的是，早商二里岗也出土了与大禹铭文基本一致的青铜方斝夏启符号，只是增加了一个“十字符号"，经铭文会意为“日抱龙/亚抱龙"，甲骨文为“日又其/子又其”，汉字为“司其”，篆文即启！公式为:“启=日+手+虫=日又其”，简写为“取”！如图所示:

同时在早商二里岗也出土了“禹生启”牛肋骨卜辞“又乙(禹)/又其(启)”符号，进一步证明二里头与二里岗即是商契佐大禹治水之地…如图所示:

那么大禹铭文出现在殷墟妇好墓，因为二里头即是禹墟巳乡，二里岗即是禹生启之契城(汤西亳)，而殷墟即是舜祠契墓汤都(汤景亳/北蒙)所致。

故夏代起始时间约为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共200年间。 地域包括黄河中下游，鲁西豫北晋南地带，即先商考古地望:下七垣文化区域，如图所示:

商汤和“老子天下第一”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史记》记载，商汤姓子名履，又称武汤、成汤、商汤；甲骨卜辞中称作成(戈)、大乙、天乙；金文和周原甲骨文中称作成唐。他是契的十四代孙，商部族首领主癸(伯益)之子。根据《诗·商颂·殷武》记载，商汤在商颂中自命“武丁孙子”如图所示:

而鹿邑长子口墓出土“戈丁”铭文，汉字即“武丁″！是商汤名号之一。由于商汤灭夏，他废除了夏代氏族禅让制度，兴起了父子王权传承制，故史称长子制或嫡长子制…民间俗称商汤为“长子天下第一”…

但随着时代变迁(周人灭商，殷人四迁)，后人渐渐不知鹿邑老君台(箕子台)即商汤墓，也不知商汤名号“长子其”，更不知丹朱即商汤本人，道德经乃丹朱所写…所以渐渐讹长为老，讹其为口丹，故有老丹/丹朱称呼，地名也改为周口/箕子台/老丹台称呼…“长子天下第一"也变成“老子天下第一″了！

而河南郸(丹)城有箕子台遗址，鹿邑有太清宫和老聃(丹)台遗址，民间有丹朱造弈传说，周口有布老虎风俗，淮阳有太昊伏羲信仰，河北有张家囗及战国燕子丹及契丹称呼，考古为易水燕下群墓遗址，都是殷商(燕赵)遗址…

史记伪造的“商汤灭夏”

那么为什么丹朱即是商汤呢？问题就出在《史记》记载上，史载契死后由昭明继位，传至十四代，由太乙继位，这就是成汤（后称商汤），故商汤是黄帝第17代孙，契14代孙，如图所示:

而《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姬发为周弃16代孙，黄帝第19代孙…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表》(1996~2000年发表)指出:

商汤灭夏~武王伐纣时间为:公元前1600 ~1046年，共17代30王500多年历史…那么问题来了，史记之商汤和周武王两人仅仅差两代时间吗？如果一代为50年(平均值)，两代仅仅100多年，与考古商代500多年差了400年！可信吗？

当然，如果商汤升至商契/伯益或丹朱一辈(黄帝第4~5代孙)，或者周武王先祖周弃，下降至商汤一辈(黄帝第14~15代孙)则可…那么13先王哪里去了呢？反之周武王的周代16世先祖也没了？

而鹿邑长子口墓型为“中”，与安阳殷墟武官村中型大墓(M160)一致！铭文为“履/趾”，符合商汤子履称呼。

长子口墓十字椁室是亚字符号，说明与殷墟亚长有密切关系！

而且墓内椁室出土了22件青铜鼎，墓内出土的铜器组合为方鼎9个，圆鼎11个，远超西周九鼎规制！如图所示:

而棺椁出土的虎首玉人俑却涉及了墓主人身份！因古本《竹书纪年》明确记载，“昔尧德衰，舜囚尧于平阳，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相见也"，长子口椁室出土虎首玉人俑，正是丹朱杀父仇人舜也！如图所示:

所以长子囗即丹朱汤墓，从辈份，铭文，文物级别，殉人规制及史载民传都十分契合了…

“宅兹中国”事件

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出土了何尊，如图所示:

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专家认为何尊是周成王迁都洛邑之产物！不过，司马迁在《周本纪》中却认为，当时成王仍都丰镐(西安沣河)，并未迁都洛邑。而《吕氏春秋》等书却认为成王营居于成周(洛邑)。

难道会有两个都城同时存在？有网友认为是上下都(陪都)性质…其实铭文分析，“隹(唯)王”之隹(唯)是鸟形，指史记称为玄鸟子契，而雒=各+隹，各→司，隹→鸟，指祭鸟之义，如图所示:

商人子契之城，因佐禹治水而受封之商地…雍宅不是迁都，而是迁契祖庙！雍为司鸟之义，如图所示:

而周弃(后稷实沈)与商均(阏伯)是帝舜长子及次子，证据即启/弃二铭文显示都是“双手捧鼎(颛顼龙鼎)"形，是继承夏祖颛顼禅让王权之义！即兹！如图所示:

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1650年(夏帝泄元年)，商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舜受契夏启位，史称殷侯。但契受启位后，遭伯益和丹朱破坏(益干启位)…帝泄十二年(前1638年)契(王亥)被尧(绵臣)和伯益(河伯)及丹朱(王恒)设美人计所杀(有易杀王亥)，放葬亚长墓中。

500年后(前1046年)，周弃(舜)17孙周武王伐纣复仇，史称“宅兹中国”，何尊即鲧龙虞虎。而甲骨文“中”即大禹治水开凿伊阙(鱼跃龙门)事件反映，如图所示:

甲骨文“國”，即“持戈祭鼎”形！指武庚叛乱后，周公把殷民西迁洛邑，营建偃师商城(侯卫)以护卫禹墟二里头″，殷人持钺祭其鼎，护卫禹城之形，如图所示:

而甲骨文“宅”即亳都，措禹宅二里头(尸乡/卜邑/稽堂)。如图所示:

甲骨文“兹”为商周二族玄鸟双至，代指阏伯商均和实沈后稷，即妇好。如图所示:

故“宅兹中国”含义，即礼记“帝舜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含义也！

一句话总结:“夏商周共祖颛顼帝舜也！“君不见国人都说好不好，唯有中原人叫中不中…为什么呢？因为好是契(商)语！中是禹(夏)音也！当然，周口和商丘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汤王后裔，故又叫官不官/管不管(管理国家之义)，正是长子囗墓十字棺之棺音…”这就是“最早的中国”二里头嘛！时间为公元前1650年，大禹在二里头称帝，史称帝泄元年！二里头即冀都/斟鄩！《竹书纪年》记载“禹元年子，继位于冀，颁夏历于邦国，起壬子终壬戍。”11年后禹因㾟病(脚气)死葬稽堂，享年40岁。

7. 是历史上哪个朝代？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是一处分布范围广大、延续时间绵长、文化内涵丰富的重要遗址，是先秦时期四川盆地的中心聚落或都邑之一。该遗址自从1933年冬首次发掘以来，至今已近90年。在这一时期里，考古工作者先后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发掘出了城墙、房基、灰坑、器物坑等重要遗迹，出土了金、铜、长石、骨、角、陶等质地的大量遗物。三星堆遗址发掘时间之长，出土文物之丰富，在中国除了河南安阳市的殷墟遗址外，恐怕没有哪个遗址可以与之相比了。

一、三星堆的年代问题

然而，这样一处四川考古的重要遗址，其分期问题至今仍然没能很好地解决，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该遗址其他问题的研究，影响到了整个巴蜀考古的深入开展。

三星堆遗址已被划分为三期6段，这些期段所包含的陶器，除了部分较早的封口盉等可能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有一定联系，尚可部分被视为已知的年代因素外，其他都是当地地方文化系统的因素，是我们目前尚不知道的年代不明确的东西。其实，即便是封口盉，它的早期形态虽与二里头文化的接近，但这种器物在三星堆遗址中延续时间很长，数量也较二里头文化多，其使用年代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推断三星堆遗址各期的年代，除了该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可作参考外，更主要的依据还是那些有一些已知年代因素的其他遗址(尤其是靠近中原地区的带有中原已知年代文化因素的遗址)的陶器材料。

在三星堆遗址三期遗存中，有较多已知年代因素参照材料，从而可以比较准确地推定其年代的是第三期，也就是最后一期。第二期的年代参照材料，目前也有所发现，通过它们，第二期的大致年代也不难推知。至于第一期的年代，目前虽然尚无直接的类比材料，但只要第二、三期的年代得以论定，这一期的年代也就不难推知了。

三星堆一号器物坑的铜器器形和花纹，特别是纹饰中的“羽状云雷纹”、“云雷纹组成的饕餮纹”(即主题纹样与地纹分别不明显的兽面纹)、“连珠纹”等，都与殷墟一期的非常相像。因此可以推测出三星堆三期大致相当于殷商时期。

三星堆遗址三期各自的年代范围应当是：第一期为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代初期，第二期为二里头文化时代晚期至殷墟第一期前段，第三期为殷墟文化时期第一期后段至第三期。前后跨越了龙山时代、夏代及商代三个时代。

而三星堆文化的年代范围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殷城中期偏早阶段之间，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800~前1250年。三星堆文化结束的殷墟中期偏阶段，其年代距离盘庚迁殷也不会超过一百年：因此，推定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下限在前1250年，应当比较恰当。

二、三星堆文化的高度

在四川盆地先秦文化系统中，三星堆文化既是第一个青铜文化，也是奠定四川盆地青铜文化传统的一个文化。尽管该文化的许多因素被后来的十二桥文化所继承，但该文化仍然具有一些鲜明的自身特色。

这些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居址方面

三星堆文化的遗址现在已经发现了不少，但做过考古发掘工作，揭露出当时人们居住和生活过的房屋建筑的遗址却仅有三星堆遗址一个。三星堆遗址是一座规模非常宏大的古代遗址，遗址周围环绕着宽大的用土堆筑的城墙，“城墙断面为梯形，墙基一般宽40余米，顶部现存宽度约20余米。

在三星堆古城中，有成片的房屋建筑。房屋建筑最集中的地点是在三星堆和月亮湾地点，这里在人工堆筑的土台下都有大面积的房屋建筑基址：房屋通常是在地面开挖墙体基槽，其内树立比较细小的木柱，然后以木柱作为骨架的木骨泥墙。房屋一般为长方形，有的房屋内有木骨泥墙分隔的多间排房、这些已经公布材料的房屋从地层上来说，虽然都应当属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的遗存，但从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以后的十二桥文化也是采用木骨泥墙的房屋来看，三星堆文化的通常的居住建筑都应当是建于地表的木骨泥墙类建筑。

（二）墓葬

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的垫葬、其分布状况有两种：一是在居址中的零星散布的慕葬，二是在城外专门墓地中的墓葬。居址中的墓荞如1963年月亮湾地点发现的本属于三星堆文化的墓葬，它们应当都是上坑竖穴墓，葬具情况不明，人骨架均已朽烂，随葬品只有陶器。

从三星堆文化的墓葬材料来看，三星堆遗址的墓葬基本上都头向东北方向南其他两个遗址的头向则或朝东南，或向西北，好像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律、不过三星堆遗址的墓葬全部都是头向鸭子河，中坝子和李家坝的二星堆文化的慕葬也分别是头向长江或小江，它们的墓葬头向都向着河流，这或许是三星堆文化慕葬的葬俗之一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穴较浅，中心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墓穴比较宽大。死者均仰身直肢。随葬品数量较少，中心遗址流行用玉石器和象牙(或许包括大象这类大动物)随葬，很有特点。

（三）器物

1、陶器

陶器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器两大类。生产工具有纺轮、网坠等不多几类，具有特点的还是生活用器。生活用陶器的陶质以夹砂为主，比例达80%以上，夹砂陶的陶色以褐陶最多，其次为橙黄陶和灰陶；泥质陶较少，陶色有灰陶、褐陶和橙黄陶。纹饰不太发达，陶器以素面为多，据统计有纹饰的陶片占陶片总数的20%左右。

纹饰的施纹方式有滚压、压印、戳印、刻划、镂宠、附加堆塑等。纹饰种类有绳纹、旋纹、箍带纹、方格纹、云雷纹、重菱纹、连点纹、连贝纹、圆圈纹、人字纹、平行线纹等，镂孔装饰多见于陶器的圈足。

典型器类有袋足封口、袋足隔形器、细高柄豆、高柄豆形器、矮圈足豆(碗)、耸肩小平底盆、大圈足盘、小平底盘、觚形器、瘦体壶、束领瓶、长颈瓶、圈顶器盖、鸟头把勺等、其中小平底器不见于以前和以后四川盆地的文化中，袋足三足器是在该文化出现并流行(以后又逐渐罕见和消失)的陶器种类。

陶器总体形态显得比较瘦高，高柄陶器的柄高且细，有肩陶器头重足轻，平底陶器底部很小；这些都使三星堆文化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2、青铜器

青铜器种类繁多，既有典型的中原系铜容器和铜兵器，也有中原地区不见的铜像设和铜兵器，此外还有铜饰件。铜容器有尊、罍、壶、瓶、盘诸类，而以尊和疊最为常见。铜兵器发现较少，仅有戈和太阳形盾饰可能属于兵器，铜像设的数量和类型都超过了前两类铜器，可分为人物像(包括人形神像)、动物像(包括虚幻动物)、植物像三小类。

人物像有尖耳凸目人面像、怒目露齿人面像、带座大立人像、半跪小人像、跪顶铜尊人像以及各式头冠和发形的人头像等；动物像有龙、蛇、鸟、虎的形像以及饕餮状兽面像等；植物像仅见巨大的铜树两株和小铜树数株，铜饰件在三星堆器物坑中出土了很多、除了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铜眼睛、铜眼珠外，还有大量的悬挂在锕树上或其他东西上的各种形态铜饰件，如铃、虫、贝……

可能属于佩戴在人身上的装饰品的就只有镶嵌绿松石铜饰牌等不多种类，铜器肩部多装饰有立体兽首、卧肉，腹部及其上下则多装饰有窄长的扉棱铜器纹饰主要是兽面的主纹和云雷的地纹，另有蟠龙纹、云目纹、对云纹、卷云纹、斜么纹、片云纹、连珠纹、连点纹、波带纹，圆涡纹、太阳纹、眼睛纹等。

3、玉器

三星堆文化的玉石器工艺非常发达。三星堆文化的玉石器种类有礼器、工具、饰件三大类。礼器是基于中原地区器物用途的一种分类，按照中原地区周代以后对于礼玉的命名，三星堆文化玉石礼器主要有璋、圭、璧、琮四大类。根据三星堆遗址两个器物坑的统计，玉石礼器以(戈)的数量最多，占到了玉石礼器总数的一半(50%)，其次是介于圭璋之间的“璋形圭”(23%)，再其次是璋(23%)，璧数量较少(12%)，琮仅有一件(比例小于1%)。

三、文化传说

三星堆分布的四川盆地，在秦灭巴蜀以前曾是巴蜀两国统治的疆域。按照传统的说法，巴国的统治区域主要是在盆地东部的盆东谷地一带，蜀国的统治中心是在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及其周围地区。

三星堆文化分布于整个四川盆地，中心区在古蜀国的中心区成都平原的腹地，这就自然涉及到了两个问题：一是三星堆文化是否是古史传说中蜀国、蜀人或以蜀人为主体的人们遗留下来的遗存，二是三星堆文化中是否包含有古史传说中四川盆地东部的另一个古国或古族即巴国或巴人的遗存。

三星堆遗址是迄今为止四川盆地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先秦古城遗址，其延续时间绵长，文化内涵丰富，地理环境优越，完企具备了一个国家中心城邑即都的条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遗址作为都城的时间，与该遗址的繁盛时间也是基本吻合的。在三星堆古城修建以前的宝墩村文化时期，这里虽然已经有一个相当规模的邑聚，但该邑聚的规模并不很大，周围是否有城墙也还不能肯定，同时期的成都平原还有像新津县宝墩村古城这样的拥有宽大城墙的邑聚；在三星堆文化以后的十二桥文化时期，三星堆遗址虽然仍然有人居住，并遗留有这一时期的遗存，但这时期的遗存堆积散布不广，堆积也不厚，缺乏重要的遗迹和遗物，表现的是一幅衰败的景象。

三星堆古城是随着三星堆文化的兴起而出现，又伴随着三星堆文化的衰落而废弃，它很可能是三星堆文化唯一的中心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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